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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威亥母洞 西夏文化的天然博物馆

特约撰稿人 李林山

  亥母洞,位于武威市城南15公里凉州区新华乡缠山村七组西南。清乾隆版《武威县志》记载:“亥母洞,城南三十里,山上有洞,深数丈,正德四年修。”是西夏崇宗李乾顺正德四年(1130)西凉府僧俗二界修建的藏传佛教寺院,距今近900年时光。1989年秋,当地文物工作者在发掘整理倒塌洞窟时,发现残存的《维摩诘所说经》印刷品。后来,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持召开西夏文《维摩诘所说经》印本鉴定会,专家一致认为,该印本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,用实物廓清了国际学术界对我国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质疑迷雾,引起全球性的关注。
  2016年春,甘肃省文物考古队进驻亥母洞,目前已对一号洞窟进行加固处理,不久将进行全面发掘清理,埋压的大量不为人知的珍贵文物即将面世,亥母洞将成为一座举世仅存的西夏文化天然博物馆。
  一座西夏文化的天然博物馆
  亥母洞自修建至今,就镀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。《安多政教史》记载:“缠山一带山形似弥勒佛自身像,从头到脚的距离需步行半天,自生像头朝西,面向东,从远处眺望形象非常清晰。”洞窟建在一座黄土覆盖的红砂岩的小山包上,祁连山余脉在此绵延百里,没入凉州绿洲,余脉外形酷似睡佛,与《安多政教史》记载相符。
  《安多政教史》等著书记载说,从前,一个8岁的女孩多次从当地一位姓张的屠夫那里赊买心肺内脏。一天,屠夫为索要肉钱,悄悄尾随那女孩到红砂岩洞,见有5个女孩子正在进行会供。5女孩发现张屠夫来后,纷纷腾空飞起,张屠夫为要到肉钱,急忙抓住了其中一个女孩的脚。张屠夫抓住的那位女孩就是宝贝母,她的肉身便停留在红砂岩洞的空中,其余女孩飞升而去,张屠夫也顷刻解脱。这些奇特的记载传说给亥母洞笼上神秘光环。
  1927年,武威发生大地震,亥母洞倒塌,“窟中有寺,寺中有窟”的独特佛教建筑从此沉埋在瓦砾堆下。据藏文史料的零碎记载,未毁前的亥母洞里,供奉着金刚亥母肉身像,洞口修建有佛堂;右边有约一人高的释尊香泥塑像,里面有张屠夫的尸体;左边是金刚持和度母像。外面佛殿里有喜金刚等许多浮雕像,墙壁上绘有神变庄严画。藏族学者文清赛让说,公元1244年,西凉王阔端代表蒙古汗王邀请西藏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·贡噶坚赞来凉州进行著名的“凉州会谈”时,萨迦班智达和随同的妹妹索巴让姆、侄子八思巴等皆来亥母洞举行朝拜会供。自元至清,共有28位从西藏和印度前来的活佛在此修行。
  上世纪八十年代,当地佛教信徒挖开一号洞窟,从里面发现了一批西夏文、藏文文书和经卷、帛画、唐卡,引起文物部门的重视。1988年夏季的一天,文物工作者黎大祥等人小心翼翼钻入一号洞窟发掘,忽然从泥土层中发现了两只红色的鸟形绣花鞋,造型精美。接着,他们挖出一卷纸质的东西,打开一看,发现是用西夏文译的《维摩诘所说经》下卷。经文行距不直、笔画变形、着墨不均、偶有断笔,具有活字印品独有的特征。亥母洞发现疑似泥活字印刷的西夏文经卷的消息不胫而走,后经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持召开西夏文《维摩诘所说经》印本鉴定会,专家一致认为,该印本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。
  据《武威亥母洞寺石窟遗址调查报告》,遗址自1985年发现以来,陆续清理出土了一大批西夏、元、明、清时期的遗物,数量多达上百件,其中很多文物是国内仅见。经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组鉴定,共有49件文物包括珍贵的佛经、西夏的记账文书、物品清单、壁画、藏传佛教的各种唐卡以及石雕像、泥雕像、西夏的双鱼塘画、丝织品、瓷壶等被分别定为国家一、二、三级文物。

绣花鞋
  一批无比珍贵的西夏文物
  1989年的那次发掘,不但发现了一大批珍贵的西夏文物,还无意在建筑遗址上发现了另外3个洞窟,这使亥母洞拥有了4个洞窟。据《武威亥母洞寺石窟遗址调查报告》,每个洞窟中均有藏文经卷残页、泥佛塔、瓦当等文物出土。特别是1号洞窟,除出土以上文物外,还有各类泥石造像、瓷器、铁器、藏文石碣、残碑、泥陶范、壁画残片、丝织物等,还发现了4座喇嘛塔和被掩埋的木梯、人骨架等。
  那么,亥母洞目前为止出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文物呢?第一类为西夏文文献,含5个部分:一是西夏世俗书籍。亥母洞出土《同音》是西夏时期编修刊印的韵书之一,仅存一页,页面及文字内容保存基本完整,页面高25厘米,宽17.5厘米。黄色麻纸,木刻本,上、下、右三边有粗黑双栏线,左边残,应为此页的版心,印有二字,残缺不全,疑为页码,文字竖行,行间有细黑线界格。页面保存文字7行,每行8个大字,每个大字下均附小字,一至二个不等,共计大字56个,小字61个。
  二是西夏社会文书。亥母洞共出土了9件社会文书,其内容对了解和研究西夏时期凉州的社会政治、经济现状具有重大价值。包括“乾定戌年卖驴契及帐”、“乾定酉年卖牛契”、“乾定申年典糜契”等,为浅黄色麻纸手写本。亥母洞出土的西夏文契约和官方文书,大都有确切的西夏纪年和西夏文官印,是国内罕见的西夏时期的社会文书,反映了这一时期西部社会的实际社会生活状况,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。
  三是西夏刻本佛经,包括《星宿母陀罗尼经》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《佛说百寿怨结解陀罗尼经》《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》《佛说佛名经》《净国求生礼佛盛赞颂经》《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种佛经》等多种珍贵西夏文佛经。1900年,在敦煌莫高窟17窟藏经洞中,发现了题有“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”的《金刚经》印本,它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刊印日期的印刷品,惜1907年被英国人斯坦因盗走,现藏大英图书馆。《金刚经》流传广泛,影响很大,西夏将此经译为西夏文本,有多种版本传世,亥母洞出土的多种版本的西夏文《金刚经》,不仅增加了我国现存《金刚经》文字种类,也为研究《金刚经》的流传和发展提供了新的佛教资料。
  四是西夏泥活字版佛经。亥母洞发现的西夏文《维摩诘所说经》,为浅黄色麻纸纸质泥活字印本,经折装,有上下黑色单栏线,共54面,单页高28.5厘米,宽l1.6厘米,每页文字7行,满行18字,共计6400多字。经文有首无尾,内容尚存后三卷四品,经文第二行西夏文题款翻译为“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悖睦懿恭”,这是西夏仁宗帝号,据此判断,该经应是西夏仁宗嵬名仁孝时期(1141~l195)的早前或同时期发版本,同时出土的还有西夏乾定年间的3件契约和记账单,说明印经时间最迟不晚于西夏乾定年间,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唯一一件泥活字版本实物。
  五是西夏写本佛经。亥母洞发现了《呼金刚王八智变化八天母为生顺》等多种经集,为浅黄色麻纸,写本,合页装,两页合背,用黄色细麻线线装,共“五十三页一百零六面”,单页高14厘米,宽11厘米,每页文字5行,满行12字,首尾不全,首句译为“大干品盛经卷中说。”
  第二类为藏文佛经。清代《祈祷文》藏文,织锦,白色,残断,仅存首尾两截,通长61.5厘米,宽24厘米,现存藏文14行,内容为“祈祷文”,文中提及“宗喀巴”之名及格鲁派教化兴盛长久之祈愿,两端绣连续变体万字不断装饰图案。关于织锦的年代,专家鉴定认为,其字体规则与乾隆时期体相似,应为清代所造,属宫廷用品。还有清代布地印本经文两件,残缺,尺寸分别为127.36厘米和136.35厘米,白粗布地,正反两面为黑色印刷体藏文或梵文经,正面为藏文《驱恶经》,背面为梵文《十相自在》,布地边缘有手写藏文一行。这样的祈祷类经文较多。
  第三类为泥石造像。发掘出的西夏弟子头像,青石质,高17厘米,面轮10.5厘米。面部残缺,双耳完好,轮廓清秀,雕琢手法细腻。最珍贵的是西夏米拉日巴泥造像,泥质,通高30厘米,肩宽11厘米,散跏坐,右手举放在耳旁,头略偏,作唱道歌状。这是他传教的独特方式,瘦骨嶙峋,面带微笑,面部布满皱纹,身着袒右袈裟,长发披散在双肩上,全身涂金。
  第四类是唐卡。其中最珍贵的西夏文殊菩萨像唐卡,纵67厘米、宽46厘米,绢地彩绘。中心主尊为文殊菩萨,主尊周围设上、下、左、右对称的34个方格,方格内分别安置佛教和世俗人物。主尊文殊菩萨头戴三叶冠,黄色身相,观自在式坐于青鬃白狮子所驮莲座上。双手作说法印。亥母洞出土的西夏、明时期的唐卡,不仅反映了当时高超的绘画艺术水平,也揭示了极为重要的历史内容。特别是西夏时期的3件唐卡,不仅反映了西夏时期藏传佛教在凉州的传播和发展,也反映出西夏时期藏传佛教各派,特别是萨迦派和噶举派在西夏佛教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。
  第五类为佛教用品。包括藏文经版两件:一块长24厘米,宽7.5厘米,松木制,正面刻藏文四行;另一块长23厘米,宽7厘米,松木制。西夏五佛冠残件纸夹本由多层纸叠加裱合成莲瓣状,仅存两页,折叠式,每页高15厘米、宽9厘米。正面彩绘结跏趺坐佛像,一页上绘金黄色身相的南方宝生佛,右手施与愿印,左手禅定印,手心有摩尼宝珠。两页背面有一行墨书的少数民族文字。
  第六类为生活用品。考古挖掘出的著名绣花鞋两只,长14.7厘米,宽3.5厘米,丝质,蓝色鞋面,白色衬里,鞋面上绣五彩花鸟纹。一只鞋尖上翘,呈鸳鸯回首的姿势,鞋两面依势绣对称的鸳鸯纹饰,上翘的鞋尖恰成鸳鸯嘴巴,构图生动形象;另一只鞋面上绣对称的缠枝花。两只鞋后帮内外加包一层白布,粗布鞋长26.5厘米、宽5.5厘米,粗布质,蓝面白里,鞋尖上翘,鞋面上有4至3厘米的白粗布补丁。这是一只男式粗布鞋,使用痕迹明显。
  另外,还有西夏酱釉瓷扁壶,高7厘米,壶口内径1.7厘米至1.2厘米。底径4.3厘米至3.6厘米,椭圆形口,平沿厚唇,束颈,平肩,腹扁呈心形,台形底座,肩有桥形双耳,壶腹部正反两面有相同的模制纹饰,中间纹饰模糊,周边为一圈连珠纹。此外还有一件珍贵文物西夏团花蓝绸丝绸残片,长26厘米,宽15厘米。黑蓝色,上有白色印花两处,一处残,一处完好。印花圆团形,中心为法轮。

《维摩诘所说经》
  一处最早活字印刷品的出土地
  活字印刷,作为我国古代“四大发明”之一,只在《梦溪笔谈》中有文字记载,而没任何文物可佐证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际学术界对我国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提出质疑。
  争雄印刷史的源流,我国有两件事非同寻常:一是印刷术随文化流传各地。我国早在在隋唐之际就发明、应用了雕版印刷,这一重要发明对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。北宋庆历年间(1041-1048)平民毕昇又发明了省时省料、方便快捷的活字印刷术。这一科技发明被科学家沈括在其著《梦溪笔谈》中得以详细记载。《梦溪笔谈》载:“庆历中,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。其法:用胶泥刻字,薄如铁唇,每字为一印,火烧令坚。先设一铁板,其上以松脂、腊和纸灰之类冒之,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,乃密布字印。满铁范为一板,持就火炀之,药稍熔,则以一平板按其面,则字平如砥。”二是见证印刷术的实物。南宋绍熙四年(1193),著名文人周必大在其写给朋友的信中说:“近用沈存中法,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,今日偶成《玉堂杂记》二十八事。”所记“用沈存中法”,即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法。这一记载真实地记录了在毕昇之后有人继承其法,再次实践。遗憾的是,这部《玉堂杂记》的泥活字印本没有保存下来。只有这两大学术硬件俱存,才能证明某个国度是活字印刷的发源地。
  有理论渊源,但实物证据又遗失,这使印刷术是我国古代“四大发明”之一的理论缺少了实物证据,因此引起国际学术界的纷争。就在这关键时刻,1988年亥母洞出土了西夏文《维摩诘所说经》印本,它的出土,有力地回应了国际学术界,我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世界上活字印刷术的渊源。专家一致认为,近代中国的黑水城(今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)遗址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献,流失到俄国,其中有西夏文泥活字《维摩诘所说经》。武威市亥母洞遗址出土了一批西夏文物,其中也有西夏文《维摩诘所说经》,此经与上述俄罗斯藏《维摩诘所说经》是同类活字印本,推定为12世纪中期印本,比宋朝毕昇发明泥活字约晚一个世纪,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。专家考证,活字印刷术和以前发明的雕版印刷一样,作为一种文化积累、一种科学技术,它发明在文化发达的中国中原地区,很快就辐射传播,当时也传播到中国西北的西夏和回鹘地区,开了非汉字使用活字印刷的先河。
  亥母洞出土文物数量多,内容丰富,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。亥母洞出土的大批西夏文印本和写本佛经,是弥足珍贵的我国早期少数民族书籍版本,为研究西夏语言文字、佛教传播、印刷技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。特别是泥活字版西夏文佛经《维摩诘所说经》,它是目前国内仅存最早的泥活字版实物,填补了我国泥活字版本的空白,在研究我国印刷技术、版本学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。
  (本栏图片由甘肃省文物局提供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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